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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像荔枝记陈三歌》清乾隆己亥年（1779），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新传桃花过渡歌》清道光丙戌年（1826）封面及正文，现藏于台湾地区某图书馆。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两岸稀有古本歌仔册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负责人、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

清代以来，闽台乃至东南亚的闽南族群中流行一种用闽南方言说唱的俗曲唱本，有词无谱，多数为七字句，每首长短不一，人们习惯称之“歌仔”或“歌仔册”。这一类俗文学作品虽深受当时底层民众的喜爱，但在主流社会中一直未占有一席之地。顾颉刚和向达是较早关注闽南语歌仔册（以下简称“歌仔册”）的现代学者。然而，由于各种历史因素，存世的歌仔册以民国时期为主，清代部分甚少。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清乾隆己亥年（1779）《绣像荔枝记陈三歌》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歌仔册，另外就是中国台湾地区图书馆和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清道光丙戌年（1826）以后的一批约50种文献。可以说，在当前国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加强“非遗”传承的大背景下，发掘、整理、保护与研究歌仔册，无疑是一项极具深远意义的学术研究基础工程。

彰显独特家国伦理情怀

曾经偏于东南一隅的多数闽南底层民众虽进不了私塾，却有自己的独特方式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其中，“吟唱”歌仔册是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即透过对民众的识字启蒙和伦理教化，形成一套“在地化”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系统和行为准则，彰显独特的家国伦理情怀。

歌仔册来自民间，面对底层民众的知识需求，承担着识字和习字的启蒙作用。以当时中国各地私塾用以作描红字帖的两首诗为例。一首是“上大人”诗，其文本：“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该诗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新发现的晚唐敦煌文献，它作为蒙学读物，笔画简易，蕴含着汉字的基本笔法与结构，唐宋以来一直是私塾先生用以描红、仿书的不二选择。经民间艺人改编，清代歌仔册有《新刻上大人歌》和《上大人附花会》。另一首是无题名的五言诗：“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克己由乎礼，存心本以人。”该诗前四句在清代前期就流行开来，从天理教的造反口诀再到俗曲唱本《白雪遗音》的“八角鼓”等均有其踪影，改编后的歌仔册有《位正花会歌》。

当然，歌仔册不止在于教人识字，更为重要的功能是人文启蒙与伦理教化。《新刻上大人歌》将“上大人”的文本拆散，以藏头诗形式分别链接一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典故，即所谓“编出新歌唱出来，廿五故事照头排”。其采撷文化典故跨越整个中华文明史，从西周起，涉及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隋、唐、五代十国、北宋、南宋、明等各个朝代。对这一系列文化典故的钩沉索隐，便可打开闽南庶民对“文化中国”的想象图景。而《位正花会歌》中的“位列”诗，其核心思想可追溯至中国文化宝典、儒家推崇的群经之首——《周易》。民间艺人透过拆字编歌的游戏活动，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再造，在丰盈充沛的文化层面上发挥自己独有的力道。

闽南民间艺人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化与形塑，更体现在对传统民间故事的编创上。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孟姜女故事、梁祝故事，歌仔册有《绣像姜女歌》《图像英台歌》。前者讲述孟姜女不畏千里为夫送寒衣，表现她不畏强权，敢于抗暴，善于斗争的品质特性。后者讴歌梁山伯与祝英台矢志不渝的坚贞爱情，着重渲染“蝶变”和“阴府告状”等情节，固然是一种底层民众因果报应的思维方式使然，但认为阳间一切不平之事到了阴间都会得到正义的裁判，这就为描绘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蝶变”情节赋予几分神秘的色彩。歌仔册《曾二娘歌》讲述以劝善、教化世人为目的，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福州鼓山涌泉禅寺是明清以来经书的刊刻重镇，曾印有宝卷《曾二娘经》，经对二者的比对，其文本大同小异，大致从中可看出当时的底层民众与佛门之间互动的密切关系。

民众“最亲切的写真”

当人们翻阅歌仔册时，扑面而来的是一幅幅地域色彩浓厚的闽南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图景。研究者可以此作为切入口，从民众“最亲切的写真”中，探讨他们围绕吃穿住用而发生的各种行为与处世之道，进而揭示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指向。

闽南族群实际上是古代多次迁徙的中原汉人与当地闽越土著融合的后裔，除了传承中原汉文化外，也接受了土著“信巫尚鬼”的民间信仰。因而，歌仔册通过描绘民俗活动，以展现民众的喜怒哀乐情感。《新刊神姐歌》开篇道：“一群姿娘子，爱卜问神姐，相邀又相招。卜去须趁早。五更起身来，落床就缚脚。头梳银锭髻，放落长备尾。下身红叶裙，上身水月衣。面上抹水粉，唇上点胭脂……” 瞧这群清代闽南小媳妇大清早忙碌地盛装打扮，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哪像是去“问亡”？分明是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去抛头露脸一下！又如，《新传桃花过渡歌》唱道：“正月是人迎尪，单身娘子守空房。嘴食槟榔面抹粉，手捧香炉去看尪。”农历正月正是闽南迎神赛会正盛之际。“尪”，是指本地保护神，亦称“铺主”或“境主”。漂亮的单身女孩，手捧香炉去拜神，既是虔心祈求神灵成就她一段美好姻缘，当然也是借此机会，行销自己——“嘴食槟榔面抹粉”。这些生活细节、日常一景，让我们窥见清代闽南女子的娇艳与爱美的一面。

言为心声，歌仔册成为闽南人抒发内心情感的生活写真。《居家必用千金谱歌》，一方面，告诫农人手脚要勤快，“耕作着认路，田园着照顾”，千万不可“抛荒成草埔”；另一方面，鼓励人们脑子要灵活，“百般生理多头路”，闽南语“生理”，即“做生意”。当然，更多的歌仔册直面底层民众生活的窘困，如《新传桃花过渡歌》讲述撑渡人的生活状况：“裙衣破碎无人补，汗流汁滴身生虫。”有的着重描绘妇女不幸遭遇，如《新传离某歌》，“某”，方言借音字，意为“妻”，该歌系离异妇女的苦吟。而《新鲜俗语歌》描写的一个生活细节令人读来辛酸：“上街去，买物配。买醉虾，十所尾。温烧酒，做伊配。阮爱食，不敢说，假无意，去偷抛。伊看见，就抢夺。掷落地，据鸡啄。”妻子买虾温酒，侍候丈夫吃喝，只是禁不住想偷吃一只，却被丈夫夺去喂鸡。旧时闽南妇女的地位借此可窥一斑。

歌仔册关注闽南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包括对于不良社会现象的规劝与训诫。民众喜欢戏曲，但看戏要适度。《寰宇戏闯歌》讲述闽南民间出现一种称为“戏闯”的人，即“戏迷”，这类人为了捧戏子，不顾父母的劝诫，散尽家财仍不知悔改。而清代以来危害较大的闽南民间社会乱象是赌博与吃鸦片。《新刊拔皎歌》中的“拔皎”二字是方言借音字，即“赌博”。其中，乾隆年间出现的一种叫“花会”的赌博，将底层民众无论男女、老少，悉数卷入，不少家庭由此沦为赤贫。《新抄花会歌》《十二月歌》《上大人附花会》《位正花会歌》等的密集编唱，就是对这一社会“毒瘤”的警示与训诫。《思食乌薰歌》，“乌薰”即“鸦片”，该歌用反讽手法神情毕肖地描绘典型的“瘾君子”形象。而《新刊鸦片歌》痛斥“番仔”（即“外国人”）带来的鸦片是国人灾难的源头，奉劝那些沉迷于吸食鸦片者，回头是岸。

可见，歌仔册中出现的是一些凡夫俗子，他们迷信巫神，爱看戏，沾染赌博，甚至会吃鸦片。然而，他们也有另一面，具有爱拼敢赢的禀赋与个性，或忙于农事或从事经商。他们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一切都是那么可亲与可怀。

海内外闽南人的情感寄托

闽南地域枕山负海，地狭人稠，民众胼手胝足，但生计仍十分艰辛。于是，茫茫的大海阻挡不住闽南人向外谋生的脚步，他们“每岁造舟通异域”。其中，一条是“走南洋”，即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诸地，闽南民间将之称作“过番”；另一条是横渡到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久之，便成为开发宝岛的主要人群。于是，歌仔册中存在大量“过番”与“过台”的题材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现存最早的《过番歌》开篇言道：“现今清朝定太平，一重山岭一重洋，前朝后代唱不尽，说出番邦只事情。”这里点明该歌的形成时间是清朝，“番邦”，今指新加坡。这是一位刚上岸的闽南人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也有牛车共马驼，也有番仔对番婆，也有火车相似雷。”开埠的新加坡不仅有“番仔对番婆”的异域风情，同时也混杂传统乡村的“牛车共马驼”，以及代表西方先进工业化的产物“火车”。如此混搭的景致，对于刚来此处的“异乡人”不能不说是一种新奇和诱惑！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们上岸后举目无亲，到处卖苦力，多数就此终老异乡，少数得到机缘做起生意，有了一点积蓄，却挡不住思乡之苦，重返故土。当邻居羡慕他“番银趁满载”，他却告诉大家：“番平千万不通行。”因此，“过番”歌保存着一份有情感温度的闽南民间记忆，大可成为海外移民历史建构的重要文献。

“过台”歌与“过番”歌异曲同工，均为闽南先民为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的生活记录。《新刊劝人莫过台歌》是一首典型的移民劝世歌。该歌唱道：“在厝无路，计较东都。欠缺船费，典田卖租。悻悻而来，威如猛虎。妻子目滓，不思回顾。直至海墘，从省偷渡。不怕船小，生死大数。”所谓“东都”，是指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的首府台南。该歌与《过番歌》描述的情形类似，讲述闽南人“过台”的谋生经历，反映了闽南人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有进取精神，不时涌动出海冒险的冲劲；另一方面眷恋故土，思念亲人，处处流露出“安土重迁”的真情。

今天，歌仔册文献已成为海内外闽南人对中华文明共同承传的集中性象征，也是维系故土乡音的情感寄托和民间记忆。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歌仔册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从绘制歌仔册的知识谱系方面着力彰显中华文化价值。同时，要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透过对歌仔册的学术探讨与交流，深化对中华文化价值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