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稿】《四十年四十人》邀你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输日佛教石刻研究”负责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个航线系统：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不同于具有洲际海上交通意义的南海航线，东海航线的辐射范围主要限于东亚。东海航线连接的东亚区域拥有鲜明的文化共性：汉字书写、儒家思想、汉传佛教信仰，事实上，东海航线在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和汉传佛教文化圈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纽带作用。海丝东海航线留存的宋代舶载输日佛教石刻，作为经历了由此岸到彼岸跨海移动的石质文物遗存，拥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一方面使宋商海航轨迹的“点”与“线”得到可视化、具象化的呈现；另一方面也摄录了古代中华文化在东亚海域流播与辐射的斑斓光影。迄今仍可实见、尚能踏查的石刻海运输日线路，以浙东明州（今宁波）、以九州博多（今福冈）为西东两个关键端点，集载了宋代中日之间越海交流的历史图像，可以被称为“海上石刻之路”。

“四维”的海丝遗存

日本现存宋代输日佛教石刻主要分布于九州北部、西北沿海和西南沿海，种类包括：萨摩石塔、宋风石狮、阿弥陀经石、佛菩萨造像、层塔等等。就宋代舶载输日佛教石刻的特殊之处而言，首先，此类石刻作品以中国石材雕制完成，再由海船自宋朝港口发船运至日本，属于海路输出物，从整体形制到细部雕饰均为纯粹的宋式风格，完全游离于日本本土佛教石刻的谱系之外。其次，相比于丝绸、陶瓷、铜钱等普通航海贸易品，一方面，由于尺寸与重量的缘故，输日佛教石刻存置地点相对固定；另一方面，输日佛教石刻是一种带有精神内涵、宗教属性的物品，一般被用于佛教祈拜场域的构建和宣喻设施的营造。

宋代输日石刻之中，萨摩塔数量最多，属于一种小型供养塔，以壶形塔身为显著特征。萨摩塔形制、造像与纹饰的个体差异较小，应是特定时段的产物。关于萨摩塔的年代，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绝大多数萨摩石塔的所属年代时段为13世纪。作为舶载输日石刻第二大类的宋风石狮，拥有年代明确的标型雕作，故而演变谱系相对清晰。宋风石狮往往与萨摩塔配组置立，共同建构出一种带有特定信仰内涵的功能场域。

南九州川边水元萨摩塔

事实上，相同地点留存的这类石刻往往结组构合，形成寄寓着宋人精神文化的意蕴空间。日藏宋代输日石刻遗存，不仅是一种具有长、宽、高的三维文物资料，而且经历了制作地→舶出港→舶入港→存置地的跨海空间移行，度过了造刻→输出→供置→传存的累世时间流转，故可被视为“四维”的海丝遗存，这类遗存使由“物”及“场”、由“场”及“人”、由“人”及“史”的海丝史研究成为可能。

跨海溯源

宋代输日石刻是以中国石材在宋域雕造完成之后舶载输出到日本的，无疑是宋代东南沿海石刻工艺系统的产物。根据石刻形制比较研究的结果，九州现存萨摩塔的祖型应为宋代浙闽一带流行的窣堵波式石塔。窣堵波式石塔整体造型轮廓与萨摩塔十分相近，或可说，萨摩塔是简约版或缩小版的窣堵波式石塔。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萨摩塔并未完全照搬窣堵波式石塔的造型模式，在雕造样式上兼收了浙南系和闽南系窣堵波式石塔的风格特征，规避了窣堵波式石塔细部的一些繁缛设计，同时又植入了若干别具一格的意匠。我们推断，萨摩塔是旅居日本九州的宋人及其亲交社群应对自身需求和跨海舶运的方便而特别订制的石塔。其他诸如宋风石狮、宗像大社阿弥陀经石、惠光院层塔等舶载输日宋风石刻，其局部和细部雕刻也都表现出鲜明的浙闽宋代石刻的工艺特点。

经鉴定，绝大多数的萨摩塔、近半数的宋风石狮所用雕刻原料为浙东宁波出产的凝灰岩质石材。考虑到两宋明州发达的石刻工艺技术和对日市舶枢纽的地利之便，基本上可以推定，九州现存宋代输日石刻的大宗遗物，采用宁波石材，在宁波当地雕制完工之后，就近从明州港输出至日本九州。

海上石刻之路

宋代石刻舶载输日之路以明州—博多为干线，还包含了若干延伸航线和分支航线，可以被称为“海上石刻之路”，它是海丝东海航线的一条拥有可视之“迹”、可察之“场”的具象维度。

彼岸一侧，舶载输日宋风石刻的存置地点，集中分布于日本九州北部沿海、九州西北海滨以及九州西南港津与河口。滨海的宋风石刻存置场所大都是宋舶易达之地，拥有悠久的海域交流史脉。值得关注的是，舶载输日宋风石刻存置地附近，多见唐房（东方/当方/东防）和旦过等地名，这类地名是宋人居留、中日僧侣渡海往来的地志遗存。此外，北九州沿海的博多、箱崎一带出土了宋式花卉纹瓦当、凹压波状纹板瓦以及映证宋商纲首行迹的“纲”字墨书瓷器，九州西南万之濑川河口附近遗址亦发现了宋船移入的凹压波状纹板瓦。

此岸的我国浙闽沿海一侧，窣堵波式石塔大多列置于浙闽滨海的港城名刹和海路要所，与九州萨摩塔的存置地形成对应。现存宋代窣堵波式石塔的集中分布地——台州、温州和泉州，均是与日本海上往来频密的区域。东亚海丝枢纽港明州，则是舶载输日石刻所用主流石材的产地，且被推断为萨摩石塔及其并置宋风石狮的制作地。由唐入宋，明州、温州、泉州等东南沿海港城完成了由海疆前线到海交前沿的嬗变，浙闽港津联结的航路既是赴日海商在中国沿岸的舟行路线，亦是以明州为起点的海上石刻之路向南的延伸。无疑，浙闽航路沿线遗存的宋代石作与舶载输日宋风石刻同出一系。显然，东亚海域诸港同频共振的历史学逻辑，与宋代浙闽沿海与日韩之间密切往来的文物学推论相互映合。

跨岸移动的人与物

有宋一代，中国海商凭借卓越的航海技术、出色的经营能力以及雄厚的商业资本，主导了东亚的航海贸易，大大拓展了中华文化海路传播的边界和远距辐射的圈域。就宋日贸易而言，11世纪中叶以后，位于日本九州北部的鸿胪馆，作为对外贸易中心的功能趋于停废，宋商转以博多浜为在日居留地和交易口岸。到了12世纪后半叶，宋日贸易发展至鼎盛，宋钱大量流入日本，宋商资本随之壮大。镰仓幕府建立之后，以“博多纲首”为核心的在日宋人群体加强了与九州地方寺社权门的关系，进一步融入当地社群，其经济活动亦扩展至土地的承租、买卖和领有。随着本土化的加深、贸易资本的积蓄、土地权限的扩大，旅日宋人开始尝试营建独立的或依附于当地寺社的宋式宗教设施和祈拜场域，这即是宋商将佛教石刻舶入日本的缘起。

海商之外，渡宋日僧和赴日宋僧也是往来于宋日海域的另两个重要群体。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期，旅日宋商为渡宋日僧提供了诸多襄助。面对日本平安时代终结、镰仓幕府初创这一时代变局，在日宋人社群亟须结好可以信赖的本土势力，知华友华的渡宋日僧群体是在日宋人的不二选择。归国日僧在日弘播宋风佛教文化的努力，与在日宋人对于宋朝生活方式的传承、母国器物文化的推重、故土观念信仰的坚守具有相同的向量，故而能在宋式佛场的创建上形成合力。可以说，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南宋佛教石刻输入日本的历史脉线，正是在旅日宋商深植彼岸、两国佛徒大倡宋禅的双重背景下发端并展开的。

九州现存宋代输日石刻的移入者以旅日宋商为主，而利用者则主要是在日宋人群体、中日渡海僧侣以及其他在日宋人的亲交社群。旅日宋商将萨摩塔、阿弥陀经石等宋风石刻舶往日本，旨在将故土风格的佛教景观营建于异国寄身之所，祈求梯航平安、人事顺遂。以输日宋风石刻为要素营造的设施、场域、景观，无关乎规模尺度的大小，也无关乎是否附着于当地寺社，其构建的意义在于中国文化内核的存载与传承。

综上，日本现存宋代输日佛教石刻是海丝东海航线弥足珍贵的海交景观，与同时期浙闽沿海的近缘石刻遥相对应，一起标示着中国海商在东亚海域的航迹。通过石刻文物学分析、存置场域考察、谱系源流追溯、文献史料解读、船运路线追迹，我们可以看到宋代中日之间人物的往来、文物的流通、思想的传播。毋庸置疑，此岸与彼岸跨海具现的物象、事象、众生相，一起交织成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绚丽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