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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方少数民族手工艺资源体系与基因要素图谱研究”首席专家、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南方民族地区是我国传统工艺的重要沉积带，不同时期形成的工艺大多在这一地区得以存续，这些工艺成为见证中国传统工艺文化发展历史的“活化石”。田野所见传统工艺包含蜡染、扎染、絣染，麻织、火草织、毛织、棉织，织锦，刺绣、挑花，竹编、藤编、草编、毛编，金器锻制、银器锻制、铜器锻制、铁器锻制；木雕、石雕、竹雕、牙雕、角雕，黑陶、素陶、灰陶、釉陶、夹砂陶，木胎髹漆、竹胎髹漆、皮胎髹漆以及造纸、剪纸、泥塑、面塑等数十种。由于民族迁徙、工匠流动、文化传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工艺文化的基因要素在适应特定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基础上呈现出共生与交融的互构关系。

文化基因是解码南方民族传统工艺资源的密钥

受生物学影响，文化基因的概念一经提出，便为学术界普遍接受。作为可复制的、具有标识性的基本功能单位，工艺文化基因可分为材、型、技、纹、意、制六个基因元。“材”是传统工艺构造的基础元素，体现人对自然界的认知与思考。南方民族传统工艺材料十分丰富，有棉、麻、丝、毛、皮，金、银、铜、铁，石、木、牙、角，竹、藤、柳、棕、草，土，漆，靛蓝、朱砂、赭石等20余种。“型”指造型，呈现为以点、线为基础元素组合而成的具有二维特征的面和以三角形、圆形、方形拼合而成的具有三维特征的体。“技”乃传统工艺的核心，不同工艺的技艺、技术、技巧、技能与制作过程均体现了手作之巧、之精、之智、之灵。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南方民族传统工艺的“纹”饰有万余种，涵盖动植物、人物、器物、自然现象、文字等多种类别，其中与南方地区自然环境、民族历史、图腾崇拜、宗教圣物等密切相关的本土性“纹”饰达3000余种。“意”为匠人造物精神的表达，包括美意、创意、寓意和善意等。“制”指匠作、传承、保密等制度。这六个基因元共同组成工艺文化的基本结构，使工艺文化呈现出异于其他文化的殊相。工艺文化基因最大的特点是可复制性和标识性。复制，主要有学习性模仿和机械性模仿两大模式。前者以师徒或母女、父子传承为主，依凭“纹样口诀”和“手感密码”强化身体记忆；后者则以循谱与制模为主要形式，通过“母花指令”和“模件配方”凝结为可释读的标准化符码。工艺文化基因以材料、造型、技艺、纹饰等元素主导某类工艺的属性、特征，进而影响到工艺的命名和分类。工艺文化基因的复制受制于自然与人文环境，其与环境的关系有三种：一是排斥环境刺激，基因遗传稳定；二是响应环境刺激，将环境要素转录为基因要素；三是激活自调适系统，对环境输入的信息进行屏蔽，以独立轨迹复制。

南方民族工艺文化基因的共生形态

共生是南方民族多样的工艺文化基因联结、共栖、共存的文化状态。工艺文化基因共生受地理环境、民族传统、文化传播、匠人主体选择等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呈现为原生、适地、附着、辏合、协同五种形态。原生形态体现了工艺文化基因在特定历史、地理、文化和技术条件下的原发性，内含难以异化的基因编码。它反映了匠人独特的创造逻辑，是工艺文化基因复制与变异的基础。适地形态指某种工艺文化基因或基因簇经过传播逐步适应地方文化而产生的介于在地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独特形态。工艺文化基因在传播过程中，既有对基因要素在地化的被动接纳，也有对基因要素本土化的主动创新。这两个过程时而交互进行，构成基因传播的复杂图景。附着形态根源于工艺文化基因功能的强弱转化。一种工艺文化基因早期独立发展，但因主流工艺发展的需要，在特定的场景中逐步弱化原有功能而附着于某些主流工艺，成为主流工艺纹饰生成和功能强化的特定程式。辏合形态是指地理上不相邻的工艺文化基因，因相似的环境、文化心理和文化条件等，最终达到某种程度的相似或相同。如大部分民族根据自己对太阳、彩虹、水波等的观察，创制了大同小异的太阳纹、彩虹纹、水波纹等。协同形态的形成受益于工艺技术的多样化和社会劳动。一种工艺传统往往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基因共同组成的一个基因簇。基因簇呈现出多基因要素的配套特征，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工种的匠人或技艺协同完成。如纺纱、絣染、织锦、刺绣等，在许多民族地区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技艺，但在海南黎族地区，自纺（纱）、自染、自织（锦）三种技艺协同完成黎锦的制作，此外，在吊脚楼的建造中，也需要木作、石雕、竹编等技艺的协同。

凤穿牡丹纹样插图   图片来源：图虫网

南方民族工艺文化基因的交融

工艺文化基因在不同民族、群体、工艺类别间的传播会产生基因流。这种基因流是文化基因共同性增强和形成交融形态的基础。在基因流的影响下，工艺文化基因交融主要呈现为共享、层累、嵌合三种形态。工艺文化基因共享主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共有、共用同一工艺文化基因体系或基因元素的现象。如鱼跃龙门、金榜题名意象本与中原地区的科举有关，传播到南方民族地区后，被许多少数民族群众接纳，成为共享性的象征符号。与这种情况相似，汉族人民移居南方时也大量吸纳并共享当地民族文化符号。文化基因的共享多表现为地方性叙事，许多纹饰基因通过通婚、市场交换等方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中逐步达成“共享”。

工艺文化基因的层累形态指向工艺文化基因在时间维度上的叠加。一般而言，层累的最下层是某一工艺文化在发源地或中心区域最为古老的特殊基因要素，是匠人基于实用性、审美价值、文化认同等进行筛选的最为坚固、具有保密性的根源性要素。从产生的时间逻辑来看，越处于下层的基因要素产生的时间越早，越处于上层的基因要素产生的时间越晚。如白族扎染纹饰基因，处于层累下层的是白族扎染最为独特的平缝、毛虫、马齿、单梅、双梅、串梅、小蜜蜂、蜘蛛花、豌豆花、包白、合向花、反龙花等纹样，处于中层的为来源于大理自然与人文景物的蝴蝶、苍山、洱海、“风花雪月”、崇圣寺三塔等，处于上层的则为借鉴汉族的太极八卦、龟鹤遐龄、凤穿牡丹等要素。

工艺文化基因嵌合形态聚焦于工艺文化基因结构，是基因要素相互楔入接合状态。嵌合不同于简单的表层“拼接”，它是工艺文化基因片段的创造性耦合。在结构上，南方民族工艺文化多呈现为不同民族文化基因的嵌合体。其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嵌合最为普遍。如麒麟送子纹本来源于汉族，汉族的麒麟送子一般为童子手持莲花、笙、玉书或者如意等，但苗族地区麒麟送子纹的童子手持物已经逐渐模糊甚至消失，只保留了童子形象，而麒麟形象则强化了头部和尾部的特征，但是身体部位的鳞片已经逐渐简化。又如，贵州大方彝族漆器素有“黑如纯漆，赤如鸡冠。黄如蒸栗，又或缥绿葱青，嫣红油碧，羊之肝、鹅之血、蝶之粉、鹿蜀之五采，灿然满目”（《续黔书》）等特征，后通过吸纳汉族髹饰技法，形成隐花、描金、描金加彩、描金罩漆、花漆、青退光、五彩、明花、台花、台花加彩、印锦、银刻、薄料、五彩嵌花、宝砂、宝砂台花、宝砂描金、平涂彩绘、蛋壳镶嵌、嵌隐、色地描金加彩等20多种髹饰技法，同时将彝族传统的马缨花、火纹、牛眼纹、蕨菜纹、火镰纹、羊角纹、日月纹与汉族龙纹、牡丹、喜鹊、仙鹤、梅、兰、竹、菊以及苗族、侗族等多民族的窗格纹进行套嵌，形成新的纹样结构与组合。

共生与交融：工艺文化基因的螺旋式演进

共生与交融推动了我国南方民族工艺文化的进步。共生是各美其美，交融为美美与共。共生与交融的互构呈现为两者相互滋养、协同进化。

共生是生成交融的基础。单一的工艺资源或基因要素、单线的发展路径都无法产生交融，南方民族工艺文化资源及其基因要素的多样化为工艺文化基因的交融奠定了基础。南方地区白族、水族、布依族等10余个民族传承着扎染、蜡染工艺，黎族、壮族、土家族、苗族、侗族、傣族、哈尼族等20多个民族传承着织锦工艺，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刺绣工艺。虽然染、织、绣工艺在技艺基因上存在不同，但工艺类型的多样性和符号意义的通达性，为跨工艺、跨民族的纹饰基因交融提供了便利。如蝴蝶纹广泛流传于彝、羌、水、苗、瑶、黎、侗、畲、白等民族的刺绣中，苗、白等民族的印染中，苗、侗、瑶、黎、壮、土家等民族的织锦中。除了历史记忆、寓意共情、形态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外，蝴蝶纹多民族、多工艺的共享在实践上表现为以物流和人流为中介的基因流动。茶马、茶盐陆道与水道等文化线路使蝴蝶纹附着于交换的器物而得以流转，通婚与工匠游乡等人口跨空间迁移则使蝴蝶纹依托于身体记忆而得以传播。

交融是优化共生的动力。建立在共生基础上的交融往往意味着工艺文化基因的创新或重组，交融后的工艺文化基因要素并不会孤悬于共生系统，而是以新形态反哺共生，从而推动共生的优化。一方面，交融推动共生形态的塑成，如共生的适地形态、附着形态和协同形态本身就是交融的结果；另一方面，交融推动工艺基因要素的丰富，这主要通过符号转译和技术嫁接等方式实现。符号转译将纹样基因从一种意义系统转化为另一种意义系统，如许多民族将蝴蝶与“福”进行意义结合，在苗族刺绣、蜡染工艺中则转译为图腾蝴蝶妈妈，百越族系和壮族的图腾符号蛙在黎族织锦、侗族织锦、瑶族刺绣、苗族印染中则转译为生殖象征，实现了语义迁移。技术嫁接可以使传统技艺更趋精细，如少数民族刺绣受苏绣、楚绣、蜀绣等影响，在本民族刺绣技法的基础上，已形成平绣、锁绣、邹绣、辫绣、堆绣、缠绣、贴布绣、破线绣、打籽绣、马尾绣、贴布、挑花等十几种技艺。

我们可以看到，如生物基因双螺旋结构一样，工艺文化基因的共生与交融形成了共生性交融和交融性共生的螺旋式演化进路。从文化基因视角观察我国南方民族工艺文化基因的共生与交融互构关系，有助于探索民族工艺文化演进的一般规律；通过“基因诊断”分析南方民族工艺文化基因遗传链断裂和文化濒危、失传现象，有助于传承保护传统工艺。